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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变”改革的启示
 
 
 
  
来源:党委宣传部   时间:2017-12-4   阅读:577次
 
 

 

  通过研究“三变”改革样本,我们认为,要让农民脱贫致富,关键是要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;要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,关键在推动农民的资产增值;要推动农民的资产增值,关键在建立合理的利益制衡机制。

  自2014年以来贵州省六盘水市在扶贫攻坚中推行“三变”改革,即“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”,经过三年多的探索,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,全市已有22万贫困人口脱贫,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4750元提高到2016年的1.2万元。“三变”改革不仅写入了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,还被评为中国“三农”十大创新榜样,成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一个样本。我们认为,“三变”改革是对农民脱贫致富、实现全面小康所作的有益探索,是新时期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创新实践,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。

  一、“三变”改革的目标指向: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

  六盘水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,4个县区中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、1个省级贫困县,2014年贫困人口达50.99万,贫困发生率19.55%,比全国高出12.55个百分点。2013年前,全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3倍以上,农民如何脱贫致富一直是个“老大难”的问题。然而通过“三变”改革,农民们从原来“面朝黄土兜里没钱”到现在“入股分红天天数钱”。

  “三变”改革为什么能在短短三年时间内,就让大山里的农民摘掉了几十年的“贫困帽”,并且正在逐步走向富裕?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?

  调研中我们实地走访农业产业园区与龙头企业,与企业家和农民座谈。我们感到,政府推动“三变”改革的目标指向,就是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。

  农民收入原则上可分为两大类:一类是劳动收入;一类是资产性收入。研究表明,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靠资产性收入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资料,目前我国收入最高的10%家庭,其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接近50%,收入最低的10%家庭其财产总额所占比重仅为1%。从国外经验看,富人的高收入也主要来源于财产性收入。比如在美国,公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40%,拥有股票、基金等有价证券的人占到了90%以上;芬兰、日本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也高达40%左右。

  可在我国,农民一直是低收入群体。数据显示,在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49.5%,家庭经营性收入占35.9%,转移性收入占11.0%,财产性收入仅占3.6%,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更低。四川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2.3%,重庆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2.8%,甘肃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2.1%,贵州六盘水“三变”改革之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1.63%。这表明,农民收入低,主要原因是没有资产,无法获得资产性收入;农民要想脱贫致富,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增加资产性收入。

  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,六盘水探索提出了“三变”改革思路,其中关键是给农民的资源确权。现实中农民有资源,但却没有资产。比如土地,实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以来,国家虽允许农民流转土地,但由于没有严格进行确权登记,导致承包地块的权属界限不清,不仅流转不畅,经济效益实现不了,还引发了不少土地矛盾。再如农村集体资源,以前集体土地、林地、水域等大量自然资源闲置,集体产权主体虚设,名义上“人人有份”实际却“人人没份”,农民“拿着金饭碗讨饭”。通过确权颁证,农民成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,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,不仅财产权益得到了保障,过去沉淀下来的土地矛盾也得以化解。原来的农村集体资产通过清理核实、确定权属关系后,经集体组织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同意后,就可将集体资产评估入股,集体组织和农民都可以按比例获得收益。不少农民都津津乐道:“确权颁证给我们吃了‘定心丸’,现在我们农民更有底气了。”

  可以说,通过“三变”确权入股,农民最大的改变就是拥有了资产。目前六盘水全市共有167.98万亩承包地、40.69万亩集体土地、14.31万亩集体林地、4244.69万平方米水域水面、2.66万亩集体草地、8.66万平方米房屋变成了资产入股经营;共整合财政资金6.6亿元,引导村级集体资金1.25亿元、农民分散资金4.28亿元变成了股金;38.89万户农民变为了股东,在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基础上,实现了“贫者有其股”,广大农民通过资产获得了资产性收入。

  二、“三变”改革的重点举措:推动农民资产增值

  农民有了资产,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资产性收入。资产性收入是资产增值的结果,其本质是一种投资收入,因此农民的资产要想实现价值增值,必须与市场对接。正是从这一点考虑,六盘水坚持把产业化作为“三变”改革的重中之重。

  第一,以产业化聚合农民资产。

  六盘水农业发展长期滞后,据农民说:“过去山上‘左边种苞谷,右边种玉米’,每亩毛收入只有四五百元。”可事实上,六盘水是野生猕猴桃之乡、野生刺梨之乡、红豆杉之乡、世界古银杏之乡,自然资源丰富,但这些宝贝只有生态价值,没有转变为经济价值。2014年六盘水市政府立足当地低纬度、高海拔、多山区的地理条件和特殊的高原性季风气候,结合多个少数民族聚集的文化特征,提出了两个重点发展产业:一是山地特色农业,包括猕猴桃、刺梨、茶叶、药材种植以及牛、黑山羊等山地畜牧养殖;二是围绕高原湿地、温泉、雪山等天然资源景观和民族文化等元素,发展山地特色旅游业。

  可问题是,农民的资源如何与产业对接?以土地为例,过去由于土地流转费用比较低,每亩最多500元,大多数农民并不愿意流转,而且还担心土地流转后自己就没有地方种粮食了,生活更无着落。但是发展农业产业首先需要土地集中连片,否则很难实现规模化经营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需要政府出面“牵线搭桥”。

  在政府引导下,农民和龙头企业通过“三变”重新连在了一起。农民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费,还能以土地入股分红,同时还可以在企业务工获得工资,一举多得。这样农民就从最开始的不愿意流转到愿意流转,最后争着要流转,从而解决了产业发展中土地集中难的问题,为产业化规模化提供了条件。比如钟山区大河镇周家寨社区,以前农民都把种玉米、洋芋当成养家糊口的唯一路子,依靠土地怎么也脱不了贫。后来在政府引导下,致富能手村民任龙勇牵头组建了民润农民专业合作社,把农民的土地集合到一起栽葡萄、种蔬菜,农民都成了社员,目前合作社资产已达6000万元。水城县十几家龙头企业集中流转了农民大量分散闲置土地,形成了百里猕猴桃产业长廊,集中连片种植规模达10万亩。盘州市共有24家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、9053家经营企业参与“三变”,农民的40.02万亩土地都变成了资产入股经营。

  据统计,三年来六盘水共引进334家企业,其中包括大北龙集团、温氏集团、努比亚公司等知名企业,一共扶持了1114个合作社、62个家庭牧场入股。与此同时,政府还将财政投入到农村的生产发展类资金、农业生态修复和治理资金、扶贫开发资金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、支持村集体发展资金等各类资金,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的股金投资到各类经营主体,壮大了产业发展规模。

  第二,以融资平台助推产业发展。

  产业化的关键是资金。无论农民以资产入股还是财政资金量化入股,额度都比较小,而企业资金也是有限的,有时达不到项目建设要求,常常出现资金缺口。在这种情况下,产业发展就需要政府融资平台发挥作用。六盘水市级财政和各县区财政每年各安排5000万元,主要靠平台公司利用金融杠杆撬动社会资本,放大资金效益。目前全市十几家平台公司采用PPP模式撬动金融资金14.13亿元、村级集体资金1.26亿元、农民分散资金5.07亿元、社会资金44.98亿元入股到各类经营主体,集中投入各类产业发展。客观地说,如果没有政府融资这一平台,很多惠及民生的投资项目可能寸步难行,有的工程甚至会半途而废。

  盘州市政府的一家平台公司宏财集团,不仅“救活”了一个农民企业家,还“救活”了一个产业园。盘州娘娘山农业产业园区理事长陶正学,以前从事煤矿、洗煤业,几年前回到家乡想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。一开始他个人投资6亿元为家乡修路、修水和整地,准备搞农旅融合的农业产业园区建设。基础设施尚未完工,资金链却断了。就在这时,宏财集团及时跟进,投入3亿元把村里修路整地的基础设施项目整个买了过来,不仅解决了陶正学的燃眉之急,同时又撬动9亿元的民间资本进入,这下园区项目如鱼得水,一下子重新注入了活力。有了充足的资金,园区大力发展刺梨、猕猴桃、蓝莓特色农业产业2.18万亩,养殖生猪5000头、土鸡20万羽,开发建设了天山飞瀑、温泉度假小镇等18个旅游项目,核心区8个村实现了村村有产业。2016年娘娘山农业产业园区的高原湿地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实现了2亿元的产值,当地农民户均增收4000元。从2012年以来,园区已带动8个村885户3288人脱贫,2015年舍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4000元突破了10000元,其余7个村的人均收入从3000元变成7000元。

  在钟山区的“三变”改革中,平台公司同样功不可没。区扶贫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住建部改善人居环境项目向农发行、农商行等融资贷款100亿元,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;同时吸纳了村集体以集体林权、水权、土地经营权等折价入股的30%股份,公司与村集体按7∶3占股分成。在实施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,公司又与农户签订了改造协议和经营协议,农民以房屋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等入股分红。对有条件布局农家客栈、酒吧、超市等商业业态的民居,由公司按照户均10万元的标准进行装修改造,农户将满足需求之外的房屋交由公司经营管理,在经营期内按协议约定向农民分红,公司收回成本后,就交给农户自己经营管理。

  第三,以“平台+产业”实现农民资产增值。

  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,很难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和市场动态,加之谈判能力弱,农产品(000061,股吧)无法很好地与市场对接,价值很难实现。通过“平台+产业”的市场化运作,农村的土地、特色农产品、自然景观、民族文化等各种农业资源被全面整合起来,打造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产业园区和全域景区。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弱势地位,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半径,既增加了农民当期的资产收入,同时还拉动了市场需求,提升了资产的预期收入。

  在盘州贾西村的刺梨产业园,合作社理事长聂德友向我们介绍,前些年山上的野刺梨果满山遍野,好多都烂在地里,当地农民坚信,种玉米、土豆比这种填不饱肚子的小果子来得实在。但聂德友在东南亚考察发现,刺梨是维生素C之王,可以食药两用,在国外都是用来做药材和高端保健品。于是他瞄准市场需求建立了刺梨产业园区,流转了村里的土地进行刺梨种植,标准化种植基地有13500亩;同时利用刺梨花季、中药花季作为蜜源,投资蜜蜂养殖,兴建了500箱蜂房和一个蜂蜜加工厂,形成了种养结合的立体生态农业。现在一包不到150克的刺梨干售价将近20元,一瓶60克的刺梨维生素C含片市场价格为160元,一瓶500克的刺梨花蜂蜜更是卖到了300元。园区的农民说,“我们做梦都没想到,原来烂在山里的小果子竟然变成了这么值钱的宝贝。”

  而水城县则通过打造野玉海景区实现了农民房屋的增值。政府以集中搬迁的方式,在景区建设千户彝寨,围绕“吃住行游购娱”六要素,提升寨子的生态文化内涵,开发寨子的旅游承载功能。搬迁农户与景区管委会下属公司合作建房,按政策规定,搬迁安置户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,而管委会通过融资扩大建房面积,按照山地旅游度假房来打造,使每一栋房屋都兼具农户居住、旅游度假、实体经营等功能,贫困户不仅能住得安稳,还能依靠房子就地生财。赵音写就是其中的一家安置户,他家房屋由一楼经营性门面和二楼住房组成,除去实际居住的103.98平方米,以空出的21.02平方米入股平台公司的“彝寨水秀”文化旅游项目,作为客栈经营,占股16.87%。目前景区旅游经营火爆,很多像赵音写一样的贫困搬迁户家里的客栈天天爆满,一房难求。

  三、“三变”改革的利益机制:牵引与制衡

  过去企业与农民之间进行土地流转,是“一锤子买卖”,农民只管自己拿了多少钱,而不管地种得好不好。道理简单,因为土地流转出去后,企业赚钱还是亏本跟农民没多大关系,彼此利益不关联,农民对于企业发展置身事外,积极性不高。可通过“三变”改革,企业的利益牵引与制衡机制发生了变化,农民和龙头企业家的利益关系被重组。

  对于这种改变,六盘水润永恒公司董事长胡君深有感触。润永恒是一家以生产猕猴桃产品为主的民营企业,采取流转农民土地的方式种植猕猴桃。胡君介绍说:“过去公司流转了农民土地后,再雇用农民干活,工资采取当日点工结算。可农民在基地干活敷衍了事,出工不出力,原本只需要一两天就可以干好的活,非得要三四天才能完成。结果基地到处杂草丛生,苗木成活率极低,直接经济损失达800多万元。”其实这样的遭遇在别的农业产业园区也出现过,有的企业家告诉我们:“我雇农民种刺梨,看着他们栽好苗,没想到我前脚一走,后脚他们就把苗给拔了。你知道为什么?因为农民巴不得再种新的,他们还能挣一次钱。”

  然而“三变”之后,农民的土地从一次性流转改成了土地经营权入股,农民变成了股东。有了股权作纽带,农民与企业就从原来的租赁关系变成了合伙关系,双方利益被捆绑在一起,风险共担,利益共享。这样农民就从以前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,用农民的话说:“原来是我给你打工,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干。”

  企业利益关系理顺了,利润“蛋糕”就能做大。那么“蛋糕”做大以后如何瓜分?实际上,利润分配体现的是企业利益的制衡。在“三变”改革的企业中,由于交易成本不同,存在多种利益制衡方案,这其中既有保底分红,又有按比例分红,还有保底分红与按比例分红并行,同时还有实物分红和按年限分红。

  第一,固定分红。

  在六枝特区月亮河乡补雨村,合作社面向以土地流转入股的农户采取的就是固定分红,基本模式是:第一个五年耕地700元、旱地400元、荒地200元、荒坡50元;第二个五年分别上涨为1000元、700元、300元、100元;第三个五年提高到1500元、1000元、500元、200元,第三个五年的红利为封顶红利。钟山区大河镇周家寨村将200亩茶林入股合作社,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,村集体每年可获得保底分红5万元。采取这种固定分红的企业,农民或村集体作为投资者均不参与经营管理,与企业之间并不是合伙经营关系,而是一种资源租赁关系。农民或村集体将土地、茶林等资源出租给企业或合作社,然后获得固定收益。这种收益虽然名义上是入股“分红”,但实际上是一种租金。

  第二,按比例分红。

  盘州市岩脚村将180户农民的500余亩闲散土地聚集起来,入股到哒啦仙谷农业产业园区七彩花田项目,园区、农户、村集体分别占股50%、45%、5%,各自按股比分红。而在水城海坪村,351亩集体荒山荒坡入股彝族风情街项目,村集体及村民与景区管委会分别按30%、70%的比例占股分红。按比例分红遵循的是同股同权原则,农民与龙头企业家利益共享,风险共担。

  第三,固定分红+按比例分红并行。

  在贾西村刺梨产业园,合作社与农民达成协议,在刺梨产业未见效益之前,农民可以获得每亩每年400元的固定分红;产生效益后农民除了继续享受保底固定分红,还可以按照10%的占股比例获得收益分红。在盘州胜境街道沙淤村,村集体将林地600亩入股兴盛养殖场,前两年保底分红每亩500元,从第三年起有效益后,除保底分红外再按每年收益的1%分红。凡采用这类分红的企业,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企业的产品(刺梨、牲畜)从开始种植(或养殖)到最后上市中间需要两三年的时间,这期间农民虽然以土地入了股,但土地没有收益。为了降低谈判的交易成本,企业与农民达成协议,在企业产生效益前,农民与企业之间是一种资源租赁关系,固定分红是土地(或林地)的租金;而产生效益后,农民又以企业股东的身份参与分红。

  第四,实物分红。

  在钟山区周家寨村葡萄种植合作社,农民与合作社采取的就是实物分红方式:在合作社盈利后,农民可按入股面积获得30%的实物分红,以每亩种植200株葡萄计算,农户可分得60株葡萄的果实。可企业为什么要选择实物分红呢?原来合作社的葡萄园划分了很多个片区,分别分配给不同的农户种植,农民付出的劳动强度不同、技术管理水平不同,种出的葡萄质量就会参差不齐。为了确保葡萄质量达标,合作社要经常派人监督检查。为了降低监督成本,合作社与农民协商选择了实物分红,由于分配的是果实,农民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就会自觉自愿种好葡萄。由此可见,对于划片分种的农产品,实物分红可以降低企业的监督成本,提高经营管理效益。

  第五,按年限分红。

  钟山区的智能停车场金融扶贫项目采用的就是按年限“12345”分红。贫困农民以“特惠贷”每人5万元入股,与物业管理公司按照4∶6的比例投资;贫困户按照投资金额第一年8%、第二年10%、第三年12%享受收益,三年间可分得固定收益0.4万元、0.5万元和0.6万元,累计1.5万元,若无特殊情况,绝大部分贫困户三年即可脱贫。三年后达到脱贫条件的按出资额1∶1自动退出,并偿还贷款本金5万元;若三年后因病因灾仍未脱贫,则还贷后重新办理贷款继续参与投资经营。入股的渡口村贫困户曹运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,他们一家4口获得贷款20万元,2016年分红1.6万元,本人在物业公司当保安,月工资2000元,仅第一年全家收入就可达4万元以上。这种分配方式体现了保障扶贫与效率扶贫的结合,既让贫困户的基本生活有保障,又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就业。

  四、结论与启示

  通过研究“三变”改革样本,我们认为,要让农民脱贫致富,关键是要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;要让农民拥有资产性收入,关键在推动农民的资产增值;要推动农民的资产增值,关键在建立合理的利益制衡机制。

  在“三变”改革中,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,又要发挥政府作用。农业产业化、规模化经营要以市场为导向,实行市场化运作;同时政府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,利用好融资平台引导产业发展,为贫困居民提供就业指导、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。

  (来源: 中国经济时报 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研究员)

 
  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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